李廷弼 作品
27. 再入囚笼
过了一会儿，赵梅洗了个苹果递到李同仁书桌旁，彼时他正靠在椅子上看报纸。
赵梅搬了小板凳和一叵罗玉米进来，她一边搓玉米，一边抬头仰望李同仁，说：“老李啊，能不能给老二琢磨琢磨，帮他找个活儿干，他有活儿干才能带着老三出去啊。”
“别提老三，要不是因为你妹夫，我们老三能疯吗？好好的一个孩子，怎么突然之间就疯了？”李同仁一想起这事儿就气不打一处来。
当初他还在部队，李斌十四五岁正青春叛逆期，对什么都好奇，他喜欢车，可全家唯一能碰车的人就是三姨夫牛战，因为他是礼帽厂的司机。
牛战是一个爱喝酒、爱吹牛的男人，他知道李斌喜欢车，就总喜欢撺掇他。
就这样，一个爱逗摆，一个胆子大，牛战就拉着李斌开车去了山西，结果就出事儿了。
赵梅一提这事儿就理亏，只能卑微地低头干活。
李同仁把所有罪责推给别人，俨然一个看似无上权威、所有人都要围着他转的大家长，实则不闻不问、又要随意指责任何人的吸食者。他很矛盾，一面塑造自己超人，一面塑造自己废物，谈权力他展现自己能干，谈办事他就把事情往外推。
“还有！你平日里能不能把他管严一点儿？天天惯着，都让你给惯坏了。”李同仁理所应当地认为赵梅大错特错。
“是是是，我惯的，我惯的是因为我管了，你管了吗？这四个孩子你一个都没管，整天就知道埋怨。”赵梅心有怨气，难得反驳了回去。
李同仁在家庭中总是堂而皇之地缺席，以前在部队没办法，赵梅理解他出去保家卫国；可转业回来后他也从来不管几个孩子。
其实李同仁和赵梅结婚三十年，真正朝夕相处的时间不足三年。
刚退伍回来时，李同仁心情不好，赵梅理解他，包容他，事事都让着他，对于一个生活在底层农村的、没文化、没收入的女人来说，男人就是她的天，于是她天真的以为事事退让能使家庭美满。
可李同仁见赵梅好说话，便把所有的不顺遂都强加在赵梅身上，母亲早亡是赵梅没伺候好，八个幺儿四个早亡是赵梅只会生不会养，活下来这四个学习不好是赵梅没文化不会教。
他天然的认为，赵梅不必被看见，也不配被看见，真是浑然天成的傲慢啊。
赵梅用退让换来的“美满”没有让李同仁满意，相反，换来的是他越来越猛烈的踩踏，以及越来越冷漠的蔑视。可这样一个人，却对同事、邻居、找他解决问题的乡亲等所有的外人都和蔼可亲，极力塑造自己平易近人、和蔼可亲的形象。
李同仁放下报纸，像大爷一样靠在椅背上，高高在上地说：“我没管？你们的钱、粮票都哪儿来的？我没管吗？你就在家带这四个孩子，你看看你带成什么样儿了？”
“我带成什么样儿？”
“这四个孩子是不是都平平安安长大了？”
“这些年不是动乱就是饥荒，我一个女人拉着刚会走的老大，自己在炕上血淋淋的生老三，你管过吗？你爸妈管过吗？生了这个老二哪儿养得活？连米汤都熬不出来，我只能把他给送人了。后来有了老三老四，我拖着大的拽着小的，硬生生的扛啊，饿得我们娘几个实在不行了哟...我就把孩子们捆在炕头儿，去地里拔还没长起来的菜，偷偷拿到集上换钱。”
“去的时候我饿得头晕眼花，薅两片菜叶子就往嘴里塞；回来的时候我只敢低头往前走，生怕一停下就晕死过去。”
“那时候我老爷们儿在哪儿呢？啊？你在哪儿呢？”赵梅满脸苦涩，伸着脖子给他喊回去，搓玉米的手止不住地颤抖。
李同仁感到不耐烦，觉得这是每个女人理所应当的事，因而不爱听这些抱怨，他烦道：“别天天跟我扯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，那时候我回得来吗？我能做得了主？我回来以后不就成了这家里的长期饭票儿了吗？怎么着？你还不满意？”
赵梅冷笑一声，反击道：“你还长期饭票儿了？那我当了那么多年的长期保姆怎么算？”
“行行行......闭嘴吧你。”李同仁把报纸往桌上一丢，根本不把赵梅当回事儿，他拍拍屁股走了，徒留赵梅一个人气愤地搓玉米。
李同仁是一个冷漠的丈夫，也是一个自私的父亲，更是一个狡猾的人。他经历过十年动荡，对于集体主义和物资匮乏有着深刻认识，所以他极度珍惜握在手里的权力和物质。
因此，他渐渐演化成两幅面孔，一副面孔如履薄冰，卑躬屈膝，是用在领导面前的；一副面孔权威十足，不可一世，是用在妻儿面前的。
赵梅一生受困于家庭，要说她从小到大最幸运的事，莫过于没有被裹上一双完美的小脚。
为什么呢？
因为不配！
那个年代审美畸形，裹小脚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小姐才能做的事，她们赵家几代赤贫如洗，赵梅得踩着大脚丫子给地主老财干活儿才行。
在这几十年的压榨之下，赵梅从来没有自我控制权，她没有办法在那个年代找一份工作养活自己，也没有办法为自己争取平等的权利。
她总是试图乞怜那一点点温存、理解和宽慰，可得到的却是数不清的白眼、挑剔和无视。
在她的思维体系里，她自己永远不会是利益榜单的第一名，没结婚时，她的父亲排位第一；恋爱时，她的对象排位第一；结婚后，她的丈夫排位第一；生了儿子以后，她的儿子排位第一。
赵梅把自己丢进封闭守旧、自我牺牲的巨大熔炉里，用儿媳妇、妻子、母亲的身份将自己拼接重塑。
如今，‘儿媳妇’的身份不复存在，她已为人婆母；‘妻子’的身份备受打压，她已无可奈何；只剩下‘母亲’的身份尚存，所以她极尽所能地撑控身边两个儿子。
或许，在某些夜深人静的夜晚，她也有不被看见的孤独，不被肯定的失落，不被尊重的委屈。
——
工作一直没着落，李武沉溺在种困顿的情绪中。
王惠回到乡下，同样是飞鸟再次入囚笼。
没错！那偏远贫瘠的广进村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精神牢笼。
赵梅不让她读《红楼梦》，也不希望她学习更多知识、接触更多信息，她在那里只能洗衣服、做饭、带孩子、下地、喂猪......
哦！还有生孩子，那里的女人好像就是为了生孩子而存在的，生一个两个女儿是不行的，她们得一直生，直到是儿子为止。
那里逼仄、贫穷、无知、迂腐、愚昧、封建、自大......成为合适的劳动力和生育机器，全身心为家庭奉献，才是一个好女人的标志。
像赵梅一样的农村女性非常善于自我驯化，也更擅长利用口舌视监她人，这是女人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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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的风俗化凝视，她们用舌根子形成一张巨网，无形地规训着每一个新进来的女人。
为什么这种驯化里没有男人参与呢？因为男人总是高高在上，俯视着女人前来奉献。
可在具体事物上，男人们又总是狡猾地隐身，他们当惯了甩手掌柜，油瓶子倒了都不扶，天天等着女人伺候，更有甚者每天张天嘴等着吃喝就行了。
男人们最希望听到的观点是“男人都是无辜的，女人都是卑劣的”，可她们卑劣、她们重男轻女、她们看不得其她女人过得好，到底是谁逼的呢？
是谁袖手旁观，又要抱怨指责呢？
在恨不得所有女人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环境里，王惠每天早上六点起床，给大的小的做完早饭，把屋子院子里里外外打扫干净，还要喂猪，他们养了三头小猪，喂完猪洗一家子人的衣服，洗完衣服陪李争争学习，学习一会儿就要去做中午饭，吃完中午饭，下午要去地里理庄稼......
如此，日复一日。
——
12月底，王惠再次发现自己怀孕了，于是她再一次被消失，整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静悄悄的躲避计划生育，也在偷偷地计算日子，最好这个孩子出生时间比争争晚一些，这样就能满足计划生育的要求。
她还打算等孩子大点儿了就去医院拍个B超，要是儿子就留下，是女儿就不要了。
有一天大半夜，李同仁突然急急忙忙的敲门，李武开门后，李同仁说：“快让王惠躲起来，今天晚上突击检查。”
李同仁送完信儿后，又快速的回到检查队伍中。
其实王惠这才一个月左右，她人又瘦，根本看不出来，但是她不敢冒险，听说隔壁村的一个女人穿着肥肥大大的衣服，也是不显怀，可检查的人上来就拍她肚子，把孩子生生拍掉了。
这黑灯瞎火、寒风乍起的夜晚，王惠蹬着那嘎吱嘎吱直响的木梯子爬上房顶，她趴在房顶静静看着漆黑的远处。
忽听一阵嘈杂，计生委的人来到门口，十几把强光手电筒齐刷刷打开，明晃晃的往院子里照，所照之处犹如白昼，一览无余。
他们“铛铛铛”地大声拍门，李武跑着给他们打开，一行人气势汹汹地进了屋，一共三间砖瓦房，他们里里外外照半天，只见李武和睡着被吵醒的李争争。
领头的人问：“你媳妇儿呢？”
“昨天跟她打架，打回娘家了。”
“是不是躲哪儿了？”
“叔，一共就那么大点的地儿，你们一照不就一目了然了吗？”
他们又来到院子里，有人照厕所，有人照棚子，有人照猪圈......
“让你媳妇儿回来去村委会报道，我们先给她登记上。”
“好嘞好嘞。”李武好声好气地把他们送走。
那群人出了大门，就留了两个人在不远处把守，半个小时不见有人回来，才彻底离开。
王惠这才敢蹑手蹑脚地爬下来，李武不敢开灯，在下面摸黑抱住她。
“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。”王惠伏在李武肩上小声说，“现在怎么办？”
“等明天问问爸。”李武把她抱回屋儿。
“怎么刚才没见爸来？”王惠问。
“估计是避嫌呢。”
......
1993年就这样在慌乱与无望中结束了。
赵梅搬了小板凳和一叵罗玉米进来，她一边搓玉米，一边抬头仰望李同仁，说：“老李啊，能不能给老二琢磨琢磨，帮他找个活儿干，他有活儿干才能带着老三出去啊。”
“别提老三，要不是因为你妹夫，我们老三能疯吗？好好的一个孩子，怎么突然之间就疯了？”李同仁一想起这事儿就气不打一处来。
当初他还在部队，李斌十四五岁正青春叛逆期，对什么都好奇，他喜欢车，可全家唯一能碰车的人就是三姨夫牛战，因为他是礼帽厂的司机。
牛战是一个爱喝酒、爱吹牛的男人，他知道李斌喜欢车，就总喜欢撺掇他。
就这样，一个爱逗摆，一个胆子大，牛战就拉着李斌开车去了山西，结果就出事儿了。
赵梅一提这事儿就理亏，只能卑微地低头干活。
李同仁把所有罪责推给别人，俨然一个看似无上权威、所有人都要围着他转的大家长，实则不闻不问、又要随意指责任何人的吸食者。他很矛盾，一面塑造自己超人，一面塑造自己废物，谈权力他展现自己能干，谈办事他就把事情往外推。
“还有！你平日里能不能把他管严一点儿？天天惯着，都让你给惯坏了。”李同仁理所应当地认为赵梅大错特错。
“是是是，我惯的，我惯的是因为我管了，你管了吗？这四个孩子你一个都没管，整天就知道埋怨。”赵梅心有怨气，难得反驳了回去。
李同仁在家庭中总是堂而皇之地缺席，以前在部队没办法，赵梅理解他出去保家卫国；可转业回来后他也从来不管几个孩子。
其实李同仁和赵梅结婚三十年，真正朝夕相处的时间不足三年。
刚退伍回来时，李同仁心情不好，赵梅理解他，包容他，事事都让着他，对于一个生活在底层农村的、没文化、没收入的女人来说，男人就是她的天，于是她天真的以为事事退让能使家庭美满。
可李同仁见赵梅好说话，便把所有的不顺遂都强加在赵梅身上，母亲早亡是赵梅没伺候好，八个幺儿四个早亡是赵梅只会生不会养，活下来这四个学习不好是赵梅没文化不会教。
他天然的认为，赵梅不必被看见，也不配被看见，真是浑然天成的傲慢啊。
赵梅用退让换来的“美满”没有让李同仁满意，相反，换来的是他越来越猛烈的踩踏，以及越来越冷漠的蔑视。可这样一个人，却对同事、邻居、找他解决问题的乡亲等所有的外人都和蔼可亲，极力塑造自己平易近人、和蔼可亲的形象。
李同仁放下报纸，像大爷一样靠在椅背上，高高在上地说：“我没管？你们的钱、粮票都哪儿来的？我没管吗？你就在家带这四个孩子，你看看你带成什么样儿了？”
“我带成什么样儿？”
“这四个孩子是不是都平平安安长大了？”
“这些年不是动乱就是饥荒，我一个女人拉着刚会走的老大，自己在炕上血淋淋的生老三，你管过吗？你爸妈管过吗？生了这个老二哪儿养得活？连米汤都熬不出来，我只能把他给送人了。后来有了老三老四，我拖着大的拽着小的，硬生生的扛啊，饿得我们娘几个实在不行了哟...我就把孩子们捆在炕头儿，去地里拔还没长起来的菜，偷偷拿到集上换钱。”
“去的时候我饿得头晕眼花，薅两片菜叶子就往嘴里塞；回来的时候我只敢低头往前走，生怕一停下就晕死过去。”
“那时候我老爷们儿在哪儿呢？啊？你在哪儿呢？”赵梅满脸苦涩，伸着脖子给他喊回去，搓玉米的手止不住地颤抖。
李同仁感到不耐烦，觉得这是每个女人理所应当的事，因而不爱听这些抱怨，他烦道：“别天天跟我扯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，那时候我回得来吗？我能做得了主？我回来以后不就成了这家里的长期饭票儿了吗？怎么着？你还不满意？”
赵梅冷笑一声，反击道：“你还长期饭票儿了？那我当了那么多年的长期保姆怎么算？”
“行行行......闭嘴吧你。”李同仁把报纸往桌上一丢，根本不把赵梅当回事儿，他拍拍屁股走了，徒留赵梅一个人气愤地搓玉米。
李同仁是一个冷漠的丈夫，也是一个自私的父亲，更是一个狡猾的人。他经历过十年动荡，对于集体主义和物资匮乏有着深刻认识，所以他极度珍惜握在手里的权力和物质。
因此，他渐渐演化成两幅面孔，一副面孔如履薄冰，卑躬屈膝，是用在领导面前的；一副面孔权威十足，不可一世，是用在妻儿面前的。
赵梅一生受困于家庭，要说她从小到大最幸运的事，莫过于没有被裹上一双完美的小脚。
为什么呢？
因为不配！
那个年代审美畸形，裹小脚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小姐才能做的事，她们赵家几代赤贫如洗，赵梅得踩着大脚丫子给地主老财干活儿才行。
在这几十年的压榨之下，赵梅从来没有自我控制权，她没有办法在那个年代找一份工作养活自己，也没有办法为自己争取平等的权利。
她总是试图乞怜那一点点温存、理解和宽慰，可得到的却是数不清的白眼、挑剔和无视。
在她的思维体系里，她自己永远不会是利益榜单的第一名，没结婚时，她的父亲排位第一；恋爱时，她的对象排位第一；结婚后，她的丈夫排位第一；生了儿子以后，她的儿子排位第一。
赵梅把自己丢进封闭守旧、自我牺牲的巨大熔炉里，用儿媳妇、妻子、母亲的身份将自己拼接重塑。
如今，‘儿媳妇’的身份不复存在，她已为人婆母；‘妻子’的身份备受打压，她已无可奈何；只剩下‘母亲’的身份尚存，所以她极尽所能地撑控身边两个儿子。
或许，在某些夜深人静的夜晚，她也有不被看见的孤独，不被肯定的失落，不被尊重的委屈。
——
工作一直没着落，李武沉溺在种困顿的情绪中。
王惠回到乡下，同样是飞鸟再次入囚笼。
没错！那偏远贫瘠的广进村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精神牢笼。
赵梅不让她读《红楼梦》，也不希望她学习更多知识、接触更多信息，她在那里只能洗衣服、做饭、带孩子、下地、喂猪......
哦！还有生孩子，那里的女人好像就是为了生孩子而存在的，生一个两个女儿是不行的，她们得一直生，直到是儿子为止。
那里逼仄、贫穷、无知、迂腐、愚昧、封建、自大......成为合适的劳动力和生育机器，全身心为家庭奉献，才是一个好女人的标志。
像赵梅一样的农村女性非常善于自我驯化，也更擅长利用口舌视监她人，这是女人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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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这种驯化里没有男人参与呢？因为男人总是高高在上，俯视着女人前来奉献。
可在具体事物上，男人们又总是狡猾地隐身，他们当惯了甩手掌柜，油瓶子倒了都不扶，天天等着女人伺候，更有甚者每天张天嘴等着吃喝就行了。
男人们最希望听到的观点是“男人都是无辜的，女人都是卑劣的”，可她们卑劣、她们重男轻女、她们看不得其她女人过得好，到底是谁逼的呢？
是谁袖手旁观，又要抱怨指责呢？
在恨不得所有女人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环境里，王惠每天早上六点起床，给大的小的做完早饭，把屋子院子里里外外打扫干净，还要喂猪，他们养了三头小猪，喂完猪洗一家子人的衣服，洗完衣服陪李争争学习，学习一会儿就要去做中午饭，吃完中午饭，下午要去地里理庄稼......
如此，日复一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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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月底，王惠再次发现自己怀孕了，于是她再一次被消失，整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静悄悄的躲避计划生育，也在偷偷地计算日子，最好这个孩子出生时间比争争晚一些，这样就能满足计划生育的要求。
她还打算等孩子大点儿了就去医院拍个B超，要是儿子就留下，是女儿就不要了。
有一天大半夜，李同仁突然急急忙忙的敲门，李武开门后，李同仁说：“快让王惠躲起来，今天晚上突击检查。”
李同仁送完信儿后，又快速的回到检查队伍中。
其实王惠这才一个月左右，她人又瘦，根本看不出来，但是她不敢冒险，听说隔壁村的一个女人穿着肥肥大大的衣服，也是不显怀，可检查的人上来就拍她肚子，把孩子生生拍掉了。
这黑灯瞎火、寒风乍起的夜晚，王惠蹬着那嘎吱嘎吱直响的木梯子爬上房顶，她趴在房顶静静看着漆黑的远处。
忽听一阵嘈杂，计生委的人来到门口，十几把强光手电筒齐刷刷打开，明晃晃的往院子里照，所照之处犹如白昼，一览无余。
他们“铛铛铛”地大声拍门，李武跑着给他们打开，一行人气势汹汹地进了屋，一共三间砖瓦房，他们里里外外照半天，只见李武和睡着被吵醒的李争争。
领头的人问：“你媳妇儿呢？”
“昨天跟她打架，打回娘家了。”
“是不是躲哪儿了？”
“叔，一共就那么大点的地儿，你们一照不就一目了然了吗？”
他们又来到院子里，有人照厕所，有人照棚子，有人照猪圈......
“让你媳妇儿回来去村委会报道，我们先给她登记上。”
“好嘞好嘞。”李武好声好气地把他们送走。
那群人出了大门，就留了两个人在不远处把守，半个小时不见有人回来，才彻底离开。
王惠这才敢蹑手蹑脚地爬下来，李武不敢开灯，在下面摸黑抱住她。
“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。”王惠伏在李武肩上小声说，“现在怎么办？”
“等明天问问爸。”李武把她抱回屋儿。
“怎么刚才没见爸来？”王惠问。
“估计是避嫌呢。”
......
1993年就这样在慌乱与无望中结束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