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93章 步步为营

第293章 步步为营

朱慈烺坐在高位，眉目淡然，语气平静地问道：

“军队和武器工坊的情况如何”

李邦华上前一步，赶紧回道：

“陛下，军法队一直在严格督查，军队的粮饷发放基本清廉，少有人敢贪污。但武器工坊这边问题不少，特别是物资采买环节，水分太多。

工坊的一些负责人，刚到南京不过半年，就已经置办了三处宅院，还娶了两房小妾。”

朱慈烺听后，面色微沉，冷冷道：

“那其他工坊的情况岂不是更加糟糕”

周世显随即接话：

“陛下英明。服工坊和烟酒工坊内外勾结，暗中倒卖物资，尤其是军队配给站的员工，私下挪用、贪污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。

现在市面上已经有不少本应属于军队的烟酒流入民间。”

朱慈烺点了点头，神情冷峻，其实他早在徐州大战期间就察觉到，大军内部的腐败苗头已经开始滋生。

如今只是借着战后收复失地的混乱时机，问题变得更加显著和肆无忌惮。

说到底，政权之间的对抗，本质上就是比谁的内部更烂。

除非将来取得了胜利，才能通过各种手段粉饰太平，掩盖那些肮脏的事实。

腐败无处不在，只要确保对手的腐败更严重，行政成本更高，胜算就更大了。

他抬眼扫视着众臣，语气陡然一沉：

“军队和民政不可混为一谈。军队的纪律必须严明，武器工坊的管理问题由军法队全权处理，其他任何部门不得干涉！”

“陛下，”李邦华见状，眉头微蹙，似乎有些话难以启齿：

“还有一件事……臣本不想惊动陛下，但事关重大，不得不禀报。”

朱慈烺眼神一闪，声音低沉却有力：

“又是军中的事说清楚，军队里的问题比其他更需要妥善处理。”

李邦华犹豫片刻，终于开口道：

“徐州驻军中，有个千总强行逼婚，当地一位姑娘早有婚约，拒绝了他，结果百总恼羞成怒，事情闹得满城风雨。

现在当地乡绅都已经闹到府衙，局势有些不稳。”

朱慈烺面色未变，冷冷说道：

“这样的事不会只有一两起吧朕早就预料到此类情况发生，三令五申警告过军中将士，但他们依旧无所顾忌。”

他停顿了一下，目光扫过众人，语气更加凌厉：

“从今以后，军中之事一律按照军法处理，民间纠纷、朝堂事务，皆依《大明律》办事。

除非是有重大争议，不然这些小事无需请示朕。违者，决不轻饶！”

话音落下，殿内众臣屏息不敢言。

所有人心中都明白，陛下的威严不容挑战，任何人胆敢在规矩上做文章，都会付出惨痛的代价。

朱慈烺知道，他无法在战场上管控每个人的行为。

但他更明白，若要长治久安，必须从根本上改变。

他设立“明法”科，重新纳入科举制度，意在重建法治。

这个新版《大明律》，经过了众多官员反复讨论和修订，才最终成型。

这不仅是为了应对当前的局势，也是为未来铺路。

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，工商业的蓬勃兴起，科技的不断进步，社会对政治制度、行政理念、思想意识都提出了更高要求。

过去的旧制度已不再适应新形势，朱慈烺敏锐地意识到，法治建设在这个过程中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他明白，变革不可能一蹴而就，但正如火苗之于燎原，任何大事都需要一个开始。

每一项新的制度，每一次严打，都是为未来的制度转型埋下火种终有一天，这些火种会汇聚成燎原之火，彻底改变大明的未来。

“这种典型案例，必须严肃处理！”

朱慈烺的语气变得冷峻，眼神如冰，扫视着殿中的李邦华与周世显：

“杀鸡儆猴，才能令行禁止。朕得让将士们知道，几场胜仗不足以让他们忘记朕的规矩。

该砍的头，就得砍！若是军纪败坏，比朝中无规矩更为可怕！”

军队的纪律关乎大明的安危，若任由军纪松弛，战场上的优势也会化为乌有。

朱慈烺的现代道德观不允许他纵容士兵胡作非为。

毕竟，朝廷已供给了充足的粮饷和福利，若有人敢挑战他的权威，绝不轻饶。

“是，陛下！”李邦华立即俯首称是，声音沉稳，却透着一丝紧张。

“臣遵旨！”周世显亦跟随表态，不敢有半分迟疑。

朱慈烺沉思片刻，又郑重吩咐道：

“孟翁，军法队和督察院的入滇桂之事，你必须尽快安排妥当，务必做到滴水不漏。”

他停顿片刻，语气稍稍放缓，但依旧不失威严：

“记住，严打必须从朝中的高官开始，但步子不宜太大，稳中求进。”

朱慈烺清楚，任何改革都不能操之过急，尤其是这种涉及权力结构的调整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

大明的官僚体系盘根错节，若贸然推行过于激进的政策，反而可能激起更大的反弹。

他要逐步收紧权力的缰绳，先从高层着手，逐步深入，每一步，都要走得稳健而扎实。

“朕不会容忍任何人破坏军纪和律法。”他声音再次低沉，带着不可抗拒的威严：

“不论是官员，还是将士，任何敢越雷池者，都将付出代价。”

朱慈烺的话音落下，殿内一片肃然，谁也不敢轻易开口。

眼前这位皇帝，已不再是那个刚登基时的少年，而是一位成熟、冷酷、心思缜密的帝王，每一个决定，都是不容置疑的权威。

“大明的未来，容不得半点退缩与懈怠。”朱慈烺淡淡说道。

最终，朱慈烺轻轻摆手，示意大臣们退下。

在朱慈烺的命令下，李邦华与周世显随即开始着手部署，他们迅速展开行动，将那些在朝中站错了队的大臣一一逮捕，并依照最新程序进行审判。

朝野顿时为之震动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于这场突如其来的肃清风暴。

接下来，被清算的便是那些真正贪赃枉法、罪行累累的大臣，其中甚至包括与朱慈烺有密切关系的人。尽管皇帝并未偏袒自己一派的人，这场行动在朝中其他大臣眼中，却并非完全公正无私。

他们心知肚明，虽然朱慈烺抓了自己的人，甚至也会判刑，但这些人是否会被重新启用，实际上只是皇帝陛下随意下达的一道手谕的事。

朱慈烺显然深谙这一点，所以他不仅要进行严格逮捕和审判，还要求所有程序都必须严格依照《大明律》执行。

法制的建设是循序渐进的，有明确的规矩，总比按照个人情绪行事来得长远而稳固。

就这样，在绝大部分人猝不及防的时候，贪腐肃清行动迅速在新明王朝的行政中枢展开。

风暴来得猛烈而冷峻，政坛之上的每一丝风吹草动，都牵动着各方势力的神经。

与此同时，李过与郑芝龙奔波数日后，先后回到了各自的大军驻地。

他们迅速了解了朝中近来的风云变化，看到那些被投入天牢的官员名单后，心中顿时了然——朱慈烺的真正目的已经昭然若揭。

不过，朱慈烺的手段颇为克制谨慎，那些本身无大过，或暂时找不到实质证据的大臣，李邦华则绝不轻易动手。

这种手法的精明之处在于，即使朝中有人提出质疑，也无法找出任何确凿的把柄。

反而一旦质疑过甚，质疑者本身很有可能会被扣上同党嫌疑的帽子。

一切都在朱慈烺的掌控之中，朝堂如棋局，每一步都是精心算计，循序渐进。

朱慈烺深知，若不先清除上层的“保护伞”，彻底扶植一批根基不深、渴望建功立业的新晋官员，那么地方上盘踞已久的“苍蝇蚊蚋”是无法有效清理的。

李过早已接受朱慈烺的军法队和督察司，这让他在陕西的事务中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。

作为西北边陲的防御者，李过北面需要防范蒙古的袭扰，根本无力顾及其他事务。

因此，对于朱慈烺的安排，他并没有太多异议。

然而，郑芝龙的立场却截然不同。

他对于朱慈烺派遣军法队和督察司全面入驻地方，整肃军纪、强化训练的要求深感不满。

在他看来，朱慈烺表面上是以“整肃军纪”的名义，为天下之安，实则是为了削弱自己在福建的实际控制力。

郑芝龙对此心知肚明，但也不得不面对现实。

朱慈烺的决策从来都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，借“严打”之名行集权之实，这一举措已经开始对南方大大小小的地方势力构成了隐形的威胁。

郑芝龙明白，随着局势的发展，自己与皇帝的博弈将愈加激烈。

朱慈烺的每一步棋，都是在逼迫他作出抉择：是继续割据一方，还是选择妥协。

然而，妥协的代价无疑是丧失更多的自主权，而继续抗拒则可能招致皇帝的雷霆之怒。

在这场看似繁荣昌盛的局面背后，暗流涌动，各方势力都在这场“严打行动”中悄然调整自己的策略。

郑芝龙心中始终存有疑虑，不论是军法队和督察司的介入，还是朱慈烺派遣“科学院”学生前往福建建立分院、设立“漳州武器局”、派遣商队作为使者前往澳门，都让他无法完全看透朱慈烺的真实意图。

朱慈烺的动作频频，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盘算

尽管如此，郑芝龙并不能轻举妄动。

如今朝廷大政都需由“内阁”讨论决议，而郑芝龙若是公开反对，便是挑战朝廷规则，违背大义。

这显然是他不能承受的代价。

其实，这正是朱慈烺精心布置的一环。

他给予好处，自然就希望他们在关键时刻保持沉默。

毕竟，若是收了好处却不顺从，那岂不是白费心机了

朱慈烺的策略显然奏效了，只要郑芝龙和李过在政治上被迫妥协，接受他的安排，哪怕表面上看似仍然割据一方，朱慈烺也并不急于与他们撕破脸皮。

对于郑芝龙而言，这并非最紧迫的事情。

眼下朱慈烺已经默认他掌控闽南一处的最高军事权。

这种表面的妥协，暂时维系了双方的微妙平衡。

然而，随着朱慈烺在朝中推行严厉的反腐举措，加强对各地的集权控制，政局暗流涌动。

钱谦益、王夫之、黄宗羲等士林名士也开始活跃起来，纷纷在学术与思想的战场上争取更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。

他们知道，面对朱慈烺这种集权式的统治，想要在政治上对抗，武力可能不是唯一的出路。

这群学者儒士逐渐形成了新的政治力量，他们通过文章、讲学、结交地方官员，逐步在知识和舆论的领域内建立起了自己的影响力。

他们开始思考如何通过文化和思想上的推动，找到突破朱慈烺权力结构的契机。

朱慈烺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些变化，他并未对这些士林名士的活动加以遏制，反而隐约有种放任的态度。

这并非意味着他在学术上无为而治，而是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放任，观察这些人是否会在局势动荡中，给他提供新的契机。

毕竟，思想与权力交织的背后，往往孕育着更多的可能性。

与此同时，内阁内的争论也越发激烈。

朱慈烺一方面要稳定南方的郑芝龙等人，另一方面也要防范北方的残余满清势力以及蒙古人的反扑。

他的计划不仅仅局限于统一国内，更要通过扩展辽东的版图，逐步实现对整个东北亚的战略控制。

这种宏大的布局，既需要稳固的内部支撑，也需要对外扩张的有力执行。

而郑芝龙这样的地方势力，表面上虽然仍有相对的独立性。

但他心知肚明，一旦朱慈烺完成了对辽东的控制，真正将满清的残余力量铲除，那么接下来，朱慈烺势必将收回对地方军权的控制。

因此，郑芝龙和李过心中的隐忧与日俱增。

他们清楚，眼下的妥协只是权宜之计，未来的局势仍然充满变数。

朱慈烺的集权之手迟早会伸向他们，而那时，他们能否再次找到对抗的筹码，尚是未解的谜题。

与此同时，广东、福建等地的商路发展，尤其是通过海运与澳门、台湾等地的贸易往来，逐渐成为郑芝龙维持自身实力的重要依仗。

他通过控制这些商路，不仅在经济上获得了巨大的收益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自己与朱慈烺抗衡的资本。

然而，随着朱慈烺加强对沿海贸易的监管，尤其是通过“漳州武器局”与“澳门商队”的布局，郑芝龙发现自己的经济命脉正受到逐步压缩。